中国器官供应巨大缺口的背后仍蕴育着无穷希望。
“器官捐献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若干个其他生命的重生，公民的这种认知度正在提高，每年的捐献率都在提升。”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沈兵在内的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均表示。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完善器官捐献立法外，理念宣传和死亡教育至关重要。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认为，国内学校教育中缺乏死亡教育，而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社会互助”理念较为普及，加上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较大，这一工作开展较为顺利。
“在欧美一些国家，脑死亡患者如生前在驾照上勾选了器官捐献这一选项，在其死后即使家人有反对意见，仍可实现捐赠，又如那些生前没有家人的脑死亡患者，逝世后也可以实现捐献。”陈小松表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陆健认为，完善捐献者家属的救助体系极为重要，这不仅仅需要社会的认可，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如爱心企业可以与一些困难的捐献者家属结对，或为他们提供岗位，国家民政部门也可以参与器官捐献救助，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并积极推动器官捐献救助立法。”
